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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是要消灭农村教育吗?

浏览次数: 日期:2015-11-29 12:56

       大家好!农村教育问题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不久之前去世的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在1982年的致辞,对青年人说:“农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村受苦,中国就会苦,农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必须找到一条使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真正把自己贡献给八亿农民,那就代表了中国前进的力量,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许多同志下过乡,对农民有阶级感情,阶级感情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它激励我们去发现真理。同志们,八亿农民期待着你们!”

  我们今天重温这段话,有特别的感受。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都有同样的情感基础,价值基础。我简单介绍一下农村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

  第一,农村教育的大变局。首先是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全国小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1.3亿人下降为2009年的1.0亿人,下降了25.6%。第二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目前城镇常住人口比例已经达54%,但户籍人口仅为38%,出现了多达2.7亿的流动人口。第三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农村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吉林、内蒙古、黑龙江、 青海、山西的教学点减幅达到85%以上。农村教育呈现“城满、乡弱、村空”的格局,出现了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以及新的流失辍学等问题。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他们其实是一个群体,随父母打工出去是流动儿童,在农村呆着就是留守儿童。两者总数约一亿,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留守儿童的安全、情感、心理健康成为当前最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有待制度性的解决。

  调查显示有近20%的务工父母在儿童1岁前外出,两岁孩子留守比例最高,为44.1%。 近1/3的留守儿童与祖父母一起居住,10.70%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住。特别令人难过就是有3.37%农村留守儿童是没有任何成人监护,总数达到205.7万,他们被称为“天养大的孩子”,是处于最高危状态的困境儿童。

  流动儿童的问题不太一样。国家的政策规定“以流入地城市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为他们提供义务教育。现在全国总体在公办学校上学的流动儿童比例是80%,但是分布很不均衡,仍然有200多万流动儿童在质量比较低的打工子弟学校学习。尤其从2014年起,由于中央政府要求对北上广等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出现了严重逆转,许多城市高筑门槛,使大量流动儿童失去了就读机会。北大财政所的一个调查显示,84%的流动儿童在没有教育机会的情况下仍然会选择生活在城市,也就是说用不给他们提供教育机会迫使他们回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三类特别值得关注农村学校。一类是城镇地区的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一类是农村寄宿制学校,一类是农村小规模学校。这三类学校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解决途径完全不同,没有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办法。

  关于城镇地区的巨大班额、超大班额、大班额和超大规模学校,在一些地区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例如在河南信阳、周口地区有的小学、初中最大班额达到150人,所有空间全部填满,甚至有学生只能站着上课。这样的大班额已经没有教育质量可言,最突出的就是安全问题。

  第四,农村教育需要“底部攻坚”。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调保基本,补短版,2014年启动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计划(薄改计划),中央财政投入2000亿元左右,地方政府4000亿,用三至五年补齐农村教育“短板”,保障基本教学条件、改善学校生活设施、课桌椅,厕所,饮用水,厨房等等。

  关于“底部攻坚”的概念,中国的“底部”到底有多大,我们始终没有准确的把握。去年刘利民副部长有一个答记者问,我国的贫困地区包括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共1100个县,占非城市区县的54.7%,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占全国的40%,学生占全国的33%。这就是中国农村教育如此巨大、沉重而薄弱的底部!

  第五,关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大约为54%左右,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城镇化程度却达到了74%,超出人口城镇化水平20个百分点。大量农村学生到了城镇上学,这就是造成城区学校人满为患、巨大班额的原因。有人提出来,要用城镇化思维来发展农村教育,也就是说把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倾斜,在城区建更多的学校以缓解大班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将造成新一轮更大规模,更大程度的撤点并校,进一步推动农村学校进城,这将使学校在农村消失。难道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是要消灭农村教育吗?

  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转化为这样的提问:如何应对城镇化对教育的挑战。这需要农村和城市同时做出回应,通过强基固本、建设好农村学校,使农村学生就近入学,解决城区大班额问题。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这是治本之道。

  第六,解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需要制度创新。这需要改变政府包揽包办的思路,构建由政府、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家长、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新体制。应当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盈利的公益学校,通过多种渠道、多种体制扩大教育供给,满足城市不断增长的需求。

  在城市公办学校,需要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社会。尽管在北京、上海这样公立学校,流动儿童比例占到了30%~40%甚至更多,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与城市儿童隔离的,他们对城市没有归属感。

  关于留守儿童的干预,过去没有国家政策,最近国家酝酿出台一个政策,确定留守儿童问题的责任主体是民政部,教育部和全国妇联参与。但是我们不认为发一个文件就能够解决问题,这里面还有很多欠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干预,涉及政府、家庭、社区、学校等不同层面。我们呼吁制定《儿童福利法》,释放社会力量,建立以弱势儿童为中心、自下而上的监管和救助机制。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框架中,通过简政放权、公众参与,建立基层和社区自治的体系。

  开展面向农民工群体、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在以外来劳动力为主的企业、开发区、加工区,可以将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帮助农民工举家居住,作为吸引农民工前来就业的条件。重视家庭的教育功能,鼓励农民工家长携带子女外出打工,倡导农民工家长尽量将母亲留在家中照料幼儿。很多调查表明,母亲在家中,留守儿童情况会有极大改善,父亲留在家中是没有用的。所以社会组织可以开展工作,建设社区儿童关爱系统,同时在留守儿童最集中的农村学校开展多种学校改善的活动。

  第七,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也是一个重大命题。2011年农村中小学生寄宿率总体达到26.6%,农村初中生总体寄宿率达52.88%。西部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农村初中学生整体寄宿率达到62.36%,小学生寄宿率达到19.65%。

  对于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我们缺乏足够的认知。推行这一政策,我们有一个假设,认为寄宿学校教学设施、教师、课程等条件都比较好,有利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但非常遗憾,调查结果与我们的预设恰恰相反,寄宿制学校儿童的身高体重要比走读的学生差一大块,身高约低4个厘米,寄宿制学校儿童的学业成就也比走读的学生明显要低,尤其是小学阶段,这都是权威机构监测的结果。关于寄宿制学校的改善,社会组织可以做非常有效的工作,明天下午歌路营等机构也会分享他们的经验。

  第八,关注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在中国农村偏远地区和山区、牧区,仍然存在着很多学生在200人以下、甚至只有几十个学生、三五个学生的小规模学校,支撑着无法进城上学、农村后20%的弱势人群子女的教育。 如果把这些学校撤掉,这些学生就将失学。其实,这种小规模学校在世界各地、在最发达的国家都有。我们不能因为它的规模小,位置偏远就想方设法取消它。

  我们需要认识,伴随城镇化、少子化的过程,农村学校的小规模化是一个大趋势,与此同时,随着放开二胎政策和大量农民工返乡,有些农村也传来学生回升的消息。我们要通过农村教育的生活化、乡土化、社区化,实行有根的教育,建设小而优、小而美的小规模学校,在日本、韩国、台湾的农村,有许多这样的学校,给我们提供了榜样。这样的改革,将不仅为农村教育、也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方向。

  第九,关注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今年国家已经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接下来需要因地制宜地落实相关政策,稳定教师队伍,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

  一个重要议题是创新农村教师培训。公益组织十分关心乡村教师和乡村教师培训,国家的“国培计划”正在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创新农村教师的培训,探索教师培训的新内容、新工具和新手段。侧重点是教师角色的转变,建立学生主体、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

  我们还面临高、中考制度改革的新挑战。新的高考制度已经在上海和浙江试点,到2017年要在全国所有省市推行,它对农村教育产生的冲击和后果现在还难以预料。教育部将在今年出台关于中考改革的方案,同样,它也会对农村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十,关于教育信息化与互联网技术。我们可以明确和倡导这样几个概念:一是通过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第二,互联网技术对于农村教育的改变有巨大的潜能;第三,教育创新并不仅仅意味着高技术,包括管理体制、教学模式、教师角色等的改变;第四,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可以改变、但不能取代教师。

  路在脚下,让我们共同努力!


(文章来源:第四届教育公益组织年会杨东平老师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