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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版“卷四案”阅卷评分行为的宪法分析

浏览次数: 日期:2015-11-23 21:52

 

 

【案情要览】

本案声请人蔡镜辉系参加1989年台湾地区举办之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律师考试,于收到台湾地区“考试院”“考选部”(以下简称“被声请人”)寄发之成绩单,因其考试成绩未能达到录取标准,向被声请人申请复查成绩,经被声请人函复原评成绩与所发成绩单相符,并附列各科目分题成绩表,而并未向声请人展示其评分标准、原始考卷及评分状况,更未对声请人之试卷进行重新评议。声请人不服,提起诉愿、再诉愿和行政诉讼,均遭不利之决定或判决,遂声请大法官解释。

声请人认为,人民有应考试服公职之权,又人民之工作权、生存权、财产权应予保障。考试成绩涉及上述权利,获得公平、公正、公开之考试,乃人民应享有之基本权利。公权力机关晋用人才以及专门职业之执业资格,均须经台湾地区“考试院”举办之各种考试,考试须公平、公正、公开,因此榜示后,办理试务之机关应将应考人之成绩公开,以示负责之基本义务,俾免成绩登录有误,如张冠李戴、颠倒填报、高分报以低分、及格报以不及格之弊端,亦即高度之重大瑕疵,以论抡才之目的,始无侵害应考人之考试权益。声请人认为,被声请人引据之台湾地区“应考人申请复查考试成绩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复查成绩办法”)第8条前段“应考人申请复查成绩,不得要求重新评阅,提供参考答案,阅览或复印试卷”,以行政命令限制人民之考试权利,不仅侵害声请人之合法考试权益,抑且侵害千千万万应考人之合法考试权益至深且巨,影响司法人才晋用,服务社会之人事管道至为重大。

 

【基本知识】

在台湾地区,考试权既可以作为基本权利面向的概念,又可归入公权力之范畴,而作为基本权利的考试权,与作为公权力之考试权密不可分。因此,理解作为基本权利之考试权,需先了解公权力面向之考试权意指为何。

作为公权力之考试权,为孙中山“五权宪法”架构之一。孙中山通过吸收世界各国“三权分立”思想的经验,结合中西方关于考选和纠察的制度,创立了“五权宪法”的思想,期中“考试权”是最具特色的公权力形态之一。孙中山认为,在选报官吏的方式上,选举和委任各有流弊,英美等国极力赞扬中国的考选制度,并移植至各自国内,政治方有起色。因此,孙中山认为,将来中国的宪法,必要设置独立机关专掌考试权,大小官吏必须经过考试。然而,孙中山所言的考试权,与英美国家通行的文官制度又有所不同,后者仅及于行政机关中不负政治责任之一般文官,而考试权则涵盖所有公职人员。孙中山认为,不仅行政官吏要经过考试,而且“人民之代表与受人民之委托者,不但须经选举,尤须经考试”,“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1]然而,孙中山有关考试权的设计,并未在1949年前的宪政实践中获得实现。1946年“宪法”虽将“考试院”作为五院之一,但亦仅是在形式上保留了考试权。查“考试院”之职权,与孙中山所谓之考试权相隔甚远,基本上是人事行政的主管机关,其权限亦不限于举办公务人员任用资格和专业职业及技术人员执业资格的考试,而且涵盖与公务人员任用、铨叙、考绩、抚恤等有关的事项,实际上是一个主管人事行政权的机关。[2]1991年台湾当局发动“宪政改革”后,“考试院”被边缘化,仅承担考试及人事行政方面的法制权,而人事行政的执行权,由“行政院”另设“人事行政局”掌理。[3]

台湾地区现行“宪法”第18条之表述为“人民有应考试服公职之权”,亦即第18条实际上有“应考试”和“服公职”两项表述,则基本权利面向之考试权具体含义为何,颇值得争论。亦即:“应考试”和“服公职”是否为两项独立的权利,抑或为一项连贯的权利。此一争论,涉及到代议机关代表之候选人是否属于考试权主体之关键问题。大法官在“释字第546号解释”中提出,应考试之权,系指具备一定资格之人民有报考公权力机关所举办公务人员任用资格暨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考试之权利;服公职之权,则指人民享有担任依法进用或选举产生之各种公职、贡献能力服务公众之权利。[4]因此,“应考试权”和“服公职权”被分为两项基本权利,考试权之范围仅限于“应考试权”,而非“应考试服公职”的连贯权利,代议机关代表之候选人亦不属于考试权主体。据此,考试权之概念得以确立,即人民参加公务人员任用资格暨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考试之权利。另,因作为基本权利之考试权,实为公权力之考试权在基本权利上的映射,因此,非属具有公权力性质之考试,如大学及高中之入学考试,并不属于考试权之范围。[5]

考试权为台湾地区颇具特色的一项基本权利,因而在比较法上几无与之直接对应之基本权利。例如,德国基本法第33条第2项规定,所有德国人根据其能力、资格和专业水平享有同等的担任公职的机会。此条规定,更加类似于服公职权,而非考试权。因此,对于考试权在基本权利谱系中之定位,台湾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将其单列为一项基本权利,有学者则认为其应当属于政治参与权的一种。[6]

在实务上,有关考试权之解释,为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实务的重点范围,所涉大法官解释数量较多。总体而言,由于涉及考试之公权力措施一般涉及用人机关业务需要,或属于细节性、技术性的规范,因此,大法官对考试权案件所涉之公权力措施,偏向于适用宽松审查密度。如“释字第155号解释”宣告笔试及格但不参与实习或训练过程者,不发给及格证书的措施并不违反保障考试权之意旨;“释字第547号解释”宣告中医师检覆考试由口试改为笔试并不违反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等。[7]

本案之争点在于:应考人在考试结果产生疑义时,得否要求主持考试之公权力机关对其试卷进行重新评阅,并向应考人提供标准答案,允许应考人阅览或复印试卷,还是仅得对试卷分数进行形式审查。

 

【解释要点】

大法官针对本案作成“释字第319号解释”,认定系争之台湾地区“复查成绩办法”第8条之规定,与台湾地区“典试法”第23条关于“办理考试人员应严守秘密”之规定相符,与保障人民应考试权之意旨亦相符。翁岳生、杨日然、吴庚联合提出不同意见书一份。

根据解释文和解释理由书,多数大法官认为,考试机关依法举行之考试,设典试委员会以决定命题标准、评阅标准、审查标准、录取标准以及应考人考试成绩之审查等事项,并在监察机关监督下,进行试题之封存、试卷之密封、点对,应考试人考试成绩之审查以及及格人员之榜示与公布。在考试中,阅卷委员系于试卷密封时评定成绩,在密封开拆后,除依形式观察,即可发见该项成绩有显然错误者外,如循应考人之要求,任意再行评阅,纵再行密封,因既有前次阅卷委员之计分,并可能知悉应考人为何人,亦难以维持考试之客观与公平。系争之台湾地区“复查成绩办法”第8条之规定,系为维护考试之客观与公平及尊重阅卷委员所为之学术评价所必要,亦与台湾地区“典试法”第23条关于“办理考试人员应严守秘密”之规定相符,而如发现有试卷之漏阅等显然错误之情形,系争之“复查成绩办法”第7条又设有相当之补救规定,因而系争之规定与保障人民应考试权之本旨尚无抵触。但,多数大法官同时认为,考试成绩之复查,既为兼顾应考人之权益,有关复查事项仍宜以法律定之。

 

【理论评析】

本案系台湾地区有关考试权的经典案例。在本案中,大法官确定多项与考试息息相关之基本原则,如“考试公平客观”、“尊重学术评价”、“保守考试秘密”等,尤其为台湾地区解决阅卷评分这一保障人民考试权之关键一环所涉之法律争议提供了法源。以下将就本案之关键——阅卷评分行为——进行详述,以期揭示对实现考试权之诸多制度性保障的理论脉络。

考试之基本原理,在于通过书面、口头或其他方式(如实习、训练等),通过预先设置的若干考试项目,对应考人之水平、能力进行评价。因此,考试固系应考人展现其对应考科目水平及能力之过程,亦涉及对应考人在考试中之表现的评价。应考人参加考试及考试评价人对应考人表现之评价,构成考试之两大基本环节。如谓应考人得参加考试,为考试权在形式上之实现,则应考人获得评价人公正、客观之评价,则为考试权在实质上之实现。否则,即或应考人得无限制地参加某项考试,却不能获得与之水平、能力相当之评价,或在评价环节被不公正、不客观的对待,则应考人参加考试系属徒劳。由于大多数考试系以书面试卷形式出现,因而对考试行为之评价,亦可称为“阅卷评分行为”。

保障阅卷评分行为之客观、公正,为实现考试权之诸多制度性保障之关键环节,对于应考人及考试目的之实现,意义重大,毋须赘言。考试权既然为一基本权利,则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可以从主观权利和客观法两个面向加以理解。在主观权利的面向上,考试权与一般自由权相同,即公权力机关不得限制人民参加考试之权利,对限制人民考试权利之公权力措施,应符合台湾地区现行“宪法”第23条之要求。例如:公权力机关不得不当限制特殊人群(如残障人士)参加考试之权利,亦不得设置不必要之前置条件,限制人民参加考试之资格。在此意义上,考试权与工作权、平等权发生密切联结。[8]如“释字第613号解释”即属于平等权与考试权相关联之典型案例。[9]除主观权利面向之含义,考试权亦具有客观法的功能,得科以公权力机关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的考试制度,并保障公务人员身份、地位以及使其充分发挥服务潜能的文官体制。[10]保障阅卷评分行为之公正、客观,系考试权科以公权力机关之义务,公权力机关应当建立起足以堪用的阅卷评分制度,如同行专家阅卷、密封考卷、设置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多人轮流阅卷等,均属此类。

然而,除非完全由客观题组成之试卷,如纯粹由选择题、判断题组成之试卷,不需阅卷人在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内作自由裁量,多数试卷均含有需阅卷人在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内作自由裁量,因而可能出现因阅卷人因素,而导致应考人难以获得完全公平、客观之判断。因此,考试能否取得理想成绩,固然根本地在于其水平与能力,但阅卷人执行评分标准的宽严,乃至于阅卷时之情绪、心态,亦将对应考人考试之结果产生关键影响。考试,不仅是评测能力、选拔人才之重要方法,且已隐然成为决定应考人人生轨迹和前途命运的重大活动。由于阅卷人之因素,对应考人影响甚远,如若应考人对阅卷评分行为不满,得否提起对试卷之复审,以及在何度程度上复审,亦即阅卷评分行为的可审查性,对于应考人之考试权在实质上获得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阅卷评分行为的可审查性,除可在特别权力关系关系的框架内加以分析,亦可置于判断余地的分析框架内。判断余地是针对不确定法律概念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不确定法律概念,系指其内容特别空泛及不确定之法律概念。[11]法律构成要件采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时,无论在解释及涵摄上,均可能欠缺明确性,但公权力机关仍应作成依其见解为合法及正确之决定,并无在多数决定中作选择之权利。[12]由于公权力机关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情况各有不同,因此,不同公权力机关在适用同一不确定法律概念,或者同一公权力机关在不同情况下适用同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均有可能对该不确定法律概念作不同理解。[13]上述情况的发生,乃是由不确定法律概念之事物本质所决定,不仅在事实上无法避免,在法律上也不应作一般性禁止。在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情形下,法律对不确定法律概念适用之拘束宜相对化,公权力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判断应享有不受审查的“余地”,亦即“判断余地”。[14]

判断余地理论产生后,阅卷评分权就被认为是判断余地的典型核心。[15]阅卷评分行为属于考试组织机关判断余地的理由主要有:第一,参与阅卷评分的阅卷人一般为具有相应资质的专家,阅卷人依据其专业知识对考生答卷进行判断,具有高度的属人性,不应受到外部的审查;第二,考生在考试过程中、阅卷人在阅卷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亦即“考试经验”或“阅卷经验”,事后审查者难以设身处地地想象,更谈不上审查;第三,作为过程的考试一经结束,即已无法复原,因而考试过程具有“不可回复性”,由此造成举证的困难;第四,阅卷评分系针对多数相对人而言,若因某一相对人提出异议而修改其分数,对其他未提出异议之相对人显有不公,况且阅卷人在阅卷评分过程中,本来就多有参酌整体答题状况评分的情形,事后审查者在无法获知全部考生答卷状况的情况下,就更难作出公正的判断。[16]

对于阅卷评分行为之审查,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形成了比较成熟和稳定的审查风格。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法官原则上尊重阅卷委员基于教育学术专业之评量,仅与阅卷委员误认具体事实,偏离评分一般原则或参酌无关之事项时,法院始例外地予以审查。”根据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所建立的标准,除程序性事项外,法院仅仅审查阅卷人之评分是否基于“恣意”,亦即阅卷人的专业评分即便在不具有专业知识的理性第三人看来,也是全然不可支持的。[17]按此标准,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实际上放弃了阅卷评分行为的实质性审查权。查德国联邦行政法院的有关判例,对阅卷评分行为进行形式性审查的对象主要有:其一,有无考试程序上之瑕疵,如命题人之聘任、命题、考试时间与方法、阅卷有无遵守考试法规等;其二,对事实之认定有无错误,如有否误认解答文句之内容,或遗漏答案之一部分;其三,有无违背一般有效之评价原则,如考试之评分是否以比较方式评定之;其四,有无“与事件无关之考虑”参与在内,如是否有私人恩怨、好恶或偏见等影响判断;其五,有无违背平等原则,如男女或种族之间之差别待遇,或侵害应考人之平等权,等等。[18]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在有关判决中所持见解,与德国联邦行政法院的上述观点相当接近。[19]

至于本案,多数大法官虽未指明判断余地理论,但在论证中仍体现了判断余地理论对于阅卷评分行为的影响,宣告系争之“考试复查办法”第8条与保障考试权之意旨并无违背。多数大法官之论证分为三步:

第一步,多数大法官对一般之考试程序及对考试过程之监督方式进行描述,藉此引申出考试保密之原则。多数大法官谓:考试机关依法举行之考试,设典试委员会以决定命题标准、评阅标准、审查标准、录取标准以及应考人考试成绩之审查等事项,并在监试人员的监视下,进行试题之封存,试卷之弥封、点封,应考人考试成绩之审查以及及格人员之榜示与公布;如发现有潜通关节、改换试卷或其它舞弊情事,均由监试人员报请有权机关依法处理之,此观台湾地区“典试法”及“监试法”有关规定甚明。多数大法官在上述论述中,所强调者基本上为程序性事项,因而为本案之论证奠定基调。

第二步,多数大法官对是否应对阅卷评分行为做实质性审查进行论证。多数大法官提出,阅卷委员于试卷密封时评定成绩,在密封开拆后,除依形式观察,即可发现该项成绩有显然错误者外,如循应考人之要求,任意再行评阅,纵再行密封,因既有前次阅卷委员之计分,并可能知悉应考人为何人,亦难维持考试之客观与公平。在此,多数大法官沿着第一步所奠定之“程序性事项”的基调,认定任凭应考人在复审时要求对阅卷评分行为作实质性审查,有违考试保密之 原则,因而对其他应考人产生不公平之情形。

第三步,多数大法官运用上述结论,对系争之“考试复查办法”进行审查。多数大法官认为,系争之“考试复查办法”第8条规定,“申请复查考试成绩,不得要求重新评阅、提供参考答案、阅览或复印试卷。亦不得要求告知阅卷委员之姓名或其他资料”,系为维护考试之客观与公平及尊重阅卷委员所为之学术评价所必要。进而,多数大法官又提出,“考试复查办法”第7条对试卷之漏阅等显然错误之情形设有相当之补救规定,相当于再次重申了论证第一步所确立的程序性事项之基调,亦即:对阅卷评分行为仅得为形式意义之审查,而非得为实质意义之审查。

据此,多数大法官认定,系争之“考试复查办法”与保障人民应考试权之本旨并无违背。但,多数大法官仍给出具有警告性质之建议,既为兼顾应考人之权益,有关复查事项仍宜以法律定之。

翁岳生、杨日然、吴庚联合提出不同意见书一份。三位大法官提出,考试之评分专属典试委员(即多数意见所言之“阅卷委员”,下同)之职权,因而应受尊重,其他公权力机关甚至法院亦不得以自己之判断,代替典试委员评定之分数。惟公权力之行使,均应依法为之,任何人之权利遭受公权力违法侵害时,皆得诉请超然独立之司法机关予以救济。职是之故,典试委员之评分虽应予尊重,但如其评分有违法情事时,并不排除其接受司法审查之可能性。法院固不得自行评分以代替典试委员之评分,惟得审查考试程序是否违背法令(如典试委员有无符合法定格要件)、事实认定有无错误(如部分漏未评阅或计分错误)、有无逾越权限(如一题三十分而給逾三十分)或滥用权力(专断、将与事件无关之因素考虑在内)等。若有上述违法情事,法院得撤销该评分,使其失去效力,而由考试机关重新评定。据此,三位大法官认为,系争之“考试复查办法”第8条之规定,并未剥夺申请人依法提起诉愿或诉讼之权,并未违反保障考试权之本旨。虽然多数意见并不否认上述见解,但在解释理由书中仅以考试保密之原则作为宣告系争之“考试复查办法”并未违反考试权之理由,显有偏颇之处。以多数大法官之观点,试卷密封是否开拆为问题之要点,其认为开拆后不得要求重新评阅,否则不足以维持考试之客观公平,但三位大法官认为,密封开拆后再行评阅,仍得予以密封,有效保持秘密,并不影响其客观与公平,在此情形重新评阅以纠正错误或偏失,反而为追求其评分客观公平所必要。但,按三位大法官之观点,试卷经典试委员评分后,不得任意再行评阅,乃典试委员评分判断时之权威性使然,其判断或容有置疑之处,但除经依法定程序处理者外,其判断仍应受各方之尊重,此为考试制度设计之意旨,云云。

事实上,三位大法官之意见书虽名为“不同意见书”,但仅是理由与多数意见不同,结论部分则与多数意见相同。按台湾地区惯例,似应称为“协同意见书”更为恰当。

 

【延伸思考】

本号解释为将判断余地理论运用于阅卷评分行为的指标性案例。多数大法官在论证过程中,几乎完全排除对阅卷评分行为的实质性审查,符合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对阅卷评分行为之见解和台湾地区公法学界之通说。但本案并非没有值得思考之处。

第一,如前所述,本案为判断余地理论适用于阅卷评分行为之经典案例。但,判断余地为不确定法律概念理论之衍生理论,其适用之前提不确定法律概念之存在。而在阅卷评分行为中,所不确定者,应是指命题人所设置之考试答案。此处则产生一系列相互关联之问题:既然为命题人所设置之答案,则是否可以用“不确定法律概念”称之?其“不确定”之意涵究竟为何?是否意味着阅卷人可以自行在命题人所设置答案范围内决定应考人之得分?如若如此,则命题人设置答案之意义为何?若非如此,则命题人所设置之答案所如何能够称得上为“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此处用语若为“专业判断”是否更加合适?均不无疑问。

第二,考试并非为统一固定之题型,不同题型对应考人考察之侧重点和目标各有不同,连带评价方式亦有较大差异。因此,对于不同题型是否都可适用判断余地理论,使其在复查时都不受实质性审查,则不无疑问。考试题型虽呈多样化之样态,但在总体上可分为知识性评价试题和学术性评价试题。知识性评价试题系针对以考察考生知识掌握状况和熟练程度为目的的题型而言,具体题型包括解释名词或命题、简答等。在这些题型中,答案相对固定,虽有考生发挥之空间,但考生应答之内容应为考试大纲或教材所确定者,而非为具有争辩性质之学术探讨。因此,知识性评价试题仍落在传统的判断余地理论的适用范围内,对知识性评价试题之评分行为的复查,不应为实质性审查,并无疑问。学术性评价试题,系针对考察考生运用知识能力以及学术素养能力为目的的题型而言,具体题型包括论述题、案例分析、作文、开放性的实验题、问答题等。上述题型的显著特点是允许考生根据自身的知识积累、专业偏好和语言偏好进行作答,评分标准所确定者,并非为阅卷人所必须依循的标准,而仅为阅卷人评分时的参考,甚至是阅卷人评分时的指导性意见。基于上述题型的特点,学术性评价试题所为之评价,除考察考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还应在考生观点是否明确、论证是否清晰、论据是否充分、解决方案是否合理、语言表达是否流畅等。在学术性评价试题中,由于评分标准的宽泛,阅卷人享有的评价空间亦大于知识性评价试题。由于学术性评价涉及具有争辩性质之学术探讨,阅卷人基于其各自的专业背景,可能出现将自己的学术观点作为评价标准的情况。详言之,即阅卷人以考生之答案与自己学术观点进行比较,若符合或者贴近自己的学术观点,则该考生容易获得高分甚至满分,若不符合自己的学术观点,则该考生获得低分甚至被判零分的可能性增大。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判决,形成“一般有效评价原则”。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考试评分固然具有专业性判断或整体性评价的特征,但仍须遵循一般有效评价原则,此种一般评价原则应该是客观的、可以检验的且为一般人所能接受的。[20]一般有效评价原则科以阅卷人审慎评价的义务,阅卷人在此时,不得以“判断余地”为由,拒绝审查。因此,不论是多数意见,还是翁岳生等三位大法官所提出之不同意见(“协同意见”?)均未考虑到考试题型之因素,其对判断余地理论之适用是否适当,不无疑问。

第三,更为激进之观点,提出不仅阅卷人有“判断余地”,应考人更有“作答余地”与之相对应。[21]所谓“作答余地”,系指应考人之作答,只要具备答题内容具有前后一贯的有效论证、且说理系合乎逻辑者,即应将该见解视为可接受的答案,给予相应分数,而不能由阅卷人根据考试大纲及命题人所设置之标准答案形成垄断。应考人的“作答余地”虽得对抗阅卷人之“判断余地”,但并非意味着“作答余地”亦成为应考人之排除阅卷人评价的理由,不若此,考试机关组织考试之目的将无法得以彰显,社会考试秩序亦荡然无存。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医师证照考试判决中的观点,应考人的答案须符合以下要件,方形成“作答余地”中“可接受的答案”:第一,公开发表要件,即应考人的答案具备与考试相关的专业知识内容,而此种内容在该专业的书籍刊物上曾经有刊载;第二,容易获得要件,即除作答之应考人外,同一科目的其余应考人获取上述信息也并不困难。[22]“作答余地”虽为相对激进之概念,但对于应考人而言,仍不失为考试权实证化之具体途径。职是之故,“作答余地”在实践中如何进行具体化,不无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

此外,多数意见既然已经提出对人民考试权影响较大之复查事项,宜以法律规定,则按台湾地区现行“宪法”第23条之规定,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宣告系争之“考试复查办法”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但,多数意见仅给出具警告性质之建议,且并未说明为何此系争之规范并未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并不无遗憾及令人费解之处。当然,此一问题与考试权本身并无必然关联,不予详言。

 

 


[1] 参见谢政道:《孙中山之宪政思想》,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1页,第94页。

[2] 参见法治斌、董保成:《宪法新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89页至第393页。

[3] 参见周叶中、祝捷:《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20页。

[4] 参见“释字第546号解释”之解释理由书。

[5] 参见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631页。

[6] 如陈慈阳、许育典、陈新民均持前一观点编列其宪法学著作,而吴庚则偏向于后者。

[7] 参见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304页。

[8] 参见许育典:《宪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98页。

[9] 参见本书案例13。

[10] 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303页。

[11] 陈敏:《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61页。

[12] 陈敏:《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66页。

[13] 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66页。

[14] 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66页。

[15] 参见宋健弘:《考试评分之判断余地》,载《成大法学》第14期。

[16] 参见董保城:《应考试权与实质正当程序原则之保障》,载董保城:《法治与权利救济》,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50页。

[17] 参见宋健弘:《考试评分之判断余地》,载《成大法学》第14期。

[18] 参见翁岳生:《行政法院对考试机关考试评分行为之审查权》,载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78页。

[19] 参见翁岳生:《行政法院对考试机关考试评分行为之审查权》,载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78页。

[20] 参见陈爱娥:《阅卷委员的学术评价余地与诉讼权保障》,载《月旦法学杂志》第82期,2002年3月。

[21] 参见董保城:《应考试权与实质正当程序原则之保障》,载董保城:《法治与权利救济》,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53页。

[22] 参见董保城:《应考试权与实质正当程序原则之保障》,载董保城:《法治与权利救济》,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53页至第54页。

 

 

作者:祝捷,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来源:祝捷:《台湾地区权利保障司法案例选编》,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案例24。

责编: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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